余国琮院士：60多年前突破“卡脖子”技术的人
28岁那年，他的名字被列入美国科学家名录。短短几个月后，他历经艰辛，辗转回到了自己的祖国。
37岁那年，周恩来总理紧紧握着他的手，嘱托解决那个“卡我们脖子”的问题。
最终他不负众望，开发出了被沿用至今的关键技术，为新中国核技术起步和“两弹一星”的突破作出了重要贡献。
他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化工专家、天津大学教授余国琮。4月6日，余国琮因病医治无效，在天津逝世，享年100岁。
余国琮 图片来源：天津大学官网
留学归国
亲眼目睹繁华、温馨的故园转瞬倾覆，年仅16岁的余国琮饱尝了国仇家恨。
一家人辗转到香港，余国琮从香港考上了西南联大。
乱世硝烟，这里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轰炸机一来，师生们就纷纷“跑警报”。
但这里恰能盛放许许多多有志青年的才华和热血。
余国琮接受了全面系统的化学理论教育，为后来的道路奠定了基础。
1943年底，余国琮考上了美国密歇根大学。自此，他开始崭露头角。
导师库尔教授赏识他，支持他留校任教，指导他在学术刊物上发表了6篇论文。
他们提出的“余—库”方程长期被专著、手册采用。
年仅28岁，余国琮的名字就被列入了美国科学家名录。
库尔教授无比倚重、信赖他，把家里的钥匙也交给他一把。
在美国，余国琮的人生将是可预见的春风得意。
然而，很多人不知道，余国琮还担任着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的首届理事，而这是一个动员留学生回国参与新中国建设的组织。
1950年8月，余国琮向匹兹堡大学“请假一个月”，声称要回香港探望母亲。
当时香港仍是英国属地，他办了一个英国的签证，同时也办了一个重返美国的签证，巧妙避开了当局怀疑。
没有人发现他的真实意图，唯独当他打电话向库尔教授告别时，从恩师的声音里听出了一丝颤抖。
跨越重洋，劈波斩浪，余国琮回到了暌违6年的祖国。
分离重水
因此，尽管上海交通大学、北京大学纷纷向他递来橄榄枝，他还是义无反顾地来到了“一穷二白”的唐山工学院化工系。
余国琮不仅自己来，还动员了5位“海归”学者、2位国内老师一起来搞建设。他在化工系建立了一个化学实验基地。
1952年夏，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唐山工学院化工系并入天津大学，余国琮也被调进天津大学化工系。
就在这看似平平无奇甚至有些简陋的地方，他人生最华彩的一页悄然开启。
当时，我国炼油工业刚刚起步，其中一个非常关键的基础环节叫蒸馏（现称精馏）。
余国琮敏锐地意识到这一产业对国家的重大意义，就开始了相关领域的科研攻关。
在他的指导下，1954年天津大学化工系建立了我国第一套大型塔板实验装置。
1956年，余国琮撰写的论文《关于蒸馏塔内液体流动阻力的研究》引起原化工部的注意，被邀请参与精馏塔标准化的大型实验研究。天津大学的“蒸馏”科研也被列入“十二年科技规划”。
1959年5月28日，余国琮的实验室迎来了一位贵客。
周恩来总理来到天津大学视察，重点考察了余国琮所在的重水浓缩研究实验室。
他紧紧握住余国琮的手，嘱托他解决那个“卡我们脖子”的问题。
重水是由氘和氧组成的化合物，也称为氧化氘。
乍看上去，重水跟普通的水非常相似，但它在原子能技术中有非常重要的应用空间。
制造核武器，就需要重水做核反应堆的减速剂。
余国琮使命在肩，奋勇攻关，终于提取出了纯度高达99.9%的重水，解决了新中国核技术起步阶段的燃眉之急，为“两弹一星”的成功作出了重要贡献。
他开发的浓缩重水的“两塔法”技术作为我国唯一的重水自主生产技术，一直被沿用至今。
余国琮不仅突破了“卡脖子”的技术，还发展了一支宝贵的技术人才队伍。
他和同事成立的稳定同位素专门化专业，培养了4届40余名毕业生。
驰援大庆
上世纪80年代初，大庆油田斥资从美国引进一套先进的负压闪蒸原油稳定装置。如果运行顺利，这套装置一年可创造利润50亿元。
然而，装置投产后，轻烃回收率一直达不到生产要求，美国公司副总裁带着专家来调试了两个月，解决不了问题，干脆赔偿一部分钱了事。
但是，大庆人看着急啊，装置一天不能正常运行，巨大的经济效益就流失一天。终于，他们慕名请来了余国琮团队。
余国琮带着助手王世昌等人赶赴现场，对装置中的一些结构进行了修改，对一些运行参数进行了调整。
结果轻烃回收率不仅达到原设计指标，还超过了预期；同时装置的整体性能得到了显著改善。整个大庆油田都为之震动！
自此，余国琮就成了著名的“主刀医生”，专门给大型装置做“手术”。
余国琮在漫长的学术生涯中，为我国化工事业立下了赫赫之功。
他凭借丰硕的研究成果，打造了世界上开展精馏基础研究最为深入的学术机构之一，促成了为期近十年的中英合作研究。
在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衍生了一系列应用技术，在我国化工、石油化工、炼油以及空分等大型流程工业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
进入耄耋之年后，余国琮依然不落征帆，继续耕耘在科教园地，80多岁仍站在讲台上授课，90多岁还伏案工作。他这一生，漫长、充实，而得其所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