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桂斌院士谈新污染物治理工作进展与研究需求

随着我国污染防治攻坚战向纵深推进，新污染物治理已成为生态环境领域的新焦点。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了加强新污染物的协同治理与环境风险管控的重要性，自2022年起，新污染物治理已连续四年被列入政府工作报告的重点内容。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江桂斌，在最近的多次学术交流和专访中，详细介绍了有关新污染物治理的研究进展及其重要性，小编对其语录进行了简要汇总。

一、打造新污染物治理的中国方案

新污染物的基础研究是支撑污染治理的政策、标准和法规等的重要依据，不仅关系到生态环境保护，还涉及公共卫生、食品安全、能源安全与国际贸易安全等多个领域。

随着美丽中国建设的深入推进，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正在从“雾霾”“黑臭水体”等感官指标治理，向具有长期性、隐蔽性和本质性的新污染物治理阶段发展。

二、建议尽快启动新污染物基础研究专项

面对环境中数量庞大的未知新污染物，需要从研究范式、基础理论、分析方法、评估手段和治理技术等方面全方位创新。新污染物的风险识别与健康危害是基础科学研究的核心。

尽快启动新污染物基础研究专项，以“科学基础战略”为先导，用科学认知指导新污染物治理的总体框架；以健康效应为导向，结合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制定分阶段、分区域的控制法规与标准，引领新污染物科技前沿。

目前，我国各省级行政单位均制定了新污染物治理行动方案，对石化、化工、农药、纺织等重点行业、防治试点重点区域进行摸排调研，关注的重点污染物从数十个至数百个不等，覆盖的种类在国务院行动方案的基础上有所拓展，主要包括全氟化合物、卤代阻燃剂、农药、内分泌干扰物、消毒副产物等。

有资料显示，我国新污染物摸底调查不断推进，122个重点行业4000余种潜在高风险化学物质实现摸底。

日常生活中能够接触的新污染物种类很多，因为我们的生活与化学品的使用息息相关。例如，全氟化合物因具有疏水和疏油的特性而广泛用于不粘锅涂层、衣物防雨涂层等；房屋保温材料、电缆电线塑料中会添加一定比例的卤代阻燃剂；壬基酚等内分泌干扰物已被要求不得用作化妆品组分；我国食品安全法案中也要求严格控制禽畜水产类食品中抗生素残留的含量。

广义上讲，化学品的生产和使用是新污染物产生的重要原因。现代社会不可避免地要使用大量化学品，化学品的合成和使用为促进人类社会更高质量发展和更便捷生活发挥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恩格斯曾指出“科学的产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尽管地球本身如光合作用、微生物作用、太阳光催化、地质活动等也可能产生各种污染物。但是，如果没有化学品的大量生产和使用，我们的生活就会处于一个相对原始的状态，社会不会如此快速地发展。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少量具有持久性、生物累积性、毒性（PBT特性或类POPs特性）化学品长周期低剂量暴露所致生态健康风险则是其危害。

新污染物就在我们生产、生活活动的周围，接触途径也是广泛的。口、鼻、皮肤摄入都是可能的，也就是学术界所研究的膳食摄入、呼吸暴露以及皮肤接触过程。相对而言，呼吸、饮水和膳食摄入的占比会更大一些。

源头控制、过程减排、末端治理是逐步减少环境介质中新污染物残留量的整体思路。其中，源头控制是最有效的方法，其次是过程减排，而末端治理则是最后能采取的补救方法。

各地已制定的新污染物行动方案大多参照治理传统污染物的成功经验，缺乏对新污染物种类繁多、赋存复杂、危害隐蔽的特点的把握。

具体的建议和对策方面：

一是强化新污染物基础研究的先行战略，尽快启动新污染物基础研究专项，构建环境暴露-风险评估-健康效应-防控理论体系。侧重“精准识别-过程追踪-风险预警-协同防控”全链条研究，以环境健康基础研究为纽带，推动学科交叉，建立基于人工智能技术及大数据赋能的新污染物风险评估与管控的前沿基础研究体系。从根源上厘清不同疾病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因果关系，重点突破新污染物快速筛查、风险评估等瓶颈技术。构建我国新污染物风险防控新思路，形成基于绿色替代、低碳削减与污染协同治理的可持续发展途径，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支撑新污染物治理国家行动计划和国际履约行动。

二是组织优势科研院所开展前瞻性、战略性、系统性工作，强化系统性科技攻关，建立区域平衡的人才高地。针对新污染物监测治理区域差异明显的特征，构建跨区域联防联控平台，在西部生态脆弱区布设监测站点，基于新污染物治理高层次人才队伍实施“东部技术+西部平台”联合攻关机制。聚焦新能源、新型化工产业伴生的污染风险问题，构建我国新污染物全链条治理方案。

三是构建陆海统筹风险评估平台，引领新污染物全球科技前沿。加快推进新污染物环境与健康风险评估体系及平台建设，构建“水-土-气-生”新污染物立体监测网络，提升陆海统筹的环境科技创新的支撑和技术装备研发能力，完善科技创新的条件保障体系。

三、新污染物治理需“收紧”定义聚焦典型污染物

当前应当明确新污染物的定义——新污染物是指在环境中产生或正在使用的具有难降解、长距离迁移、生物可累积、毒性与健康危害的化学品或微生物。

要实现新污染物的有效治理，其定义不能过于宽泛。以往我们的定义大多是广义范围内的，但现在应当“收紧”这个定义，着重抓住对人体健康、环境影响危害大的典型新污染物，否则是治理不过来的。

新污染物一般具有三大特征：一是绝大部分来自目前正在大量生产和应用的化学产品，尚未有效控制其生产和排放；二是污染事件正在发生，环境介质中的存量较高，我们对其环境行为缺乏足够认知；三是毒理与健康风险的数据，缺乏全面的科学评估。

新污染物可以分为化学类污染物，例如，绝大多数的POPs和内分泌干扰物，其中POPs是主体；生物类污染物，例如，病毒、细菌和抗生素；物理类污染物，例如，微塑料。这三类新污染物并不是同样重要，化学类是其中的主体。

从近年来环境科学与技术研究领域的重要出版物《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简称ES&T）发表的论文数量来看，新污染物相关论文发表数量增速迅猛。按照四大类新污染物（POPs、微塑料、抗生素、内分泌干扰物）来检索，我国发表的相关研究文章数量最多，且相关研究数量每年都在增加。其中，微塑料的研究更加火热，在这一领域，我国在ES&T上的相关论文发表的数量远超其他国家，在近十年达到370篇，超出排名第二的美国两倍。

我不反对研究微塑料，但是我们要将其置于一个很大的尺度下考虑，避免走进研究误区。当下，许多研究热衷于研究海洋动物及人体内的微塑料，科研工作者固然有发表文章的需要，但应冷静看待对微塑料的“研究热”，严谨分析微塑料的毒性。

四、新污染物不是定义得越“毒”越好

在第19届POPs论坛上，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家新污染物治理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江桂斌在分享业界新污染物研究新进展后，勉励广大科研学者“新污染物研究功未必全在当下，利应当着眼千秋。”

2023年11月，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将PFOA类化合物列为Group 1级致癌物，间接影响了许多国家和地区对饮用水标准、工业、环境保护政策的重大调整。

江桂斌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PFOA的毒性和二噁英、PCBs（多氯联苯）、苯并(α)芘这些1级致癌物是没法比的。”江桂斌表示，IARC 的依据是一项为期两年的大鼠暴露动物研究， 人类致癌风险的确认并不在此研究范围内，而且研究中设置的暴露浓度高达300ppm，与现实环境中的PFOA赋存水平相差甚远。

“我认为，很多新污染物的毒性是普遍较低的。”江桂斌指出，这一判断并非有意降低新污染物治理的迫切性，而是要认识到，将来我们会长期面临更多的低毒性的化合物。

“只要存在有机污染物，它就有毒性，因为即使是低剂量的污染物，也有复合污染效应。复合效应的存在使得源溯与靶点锁定更加困难。研究中，由于方法不一样，追求一个绝对的毒性基准，没有太大的价值。”江桂斌指出，重要的是要通过标准来进行控制。例如食品中的全氟化合物到底应该控制在多少，应当结合科学研究结果、有经济可行性技术支撑，适应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推出相应的科学标准加以控制。

在公共卫生领域，目前对于新污染物的研究非常火热。江桂斌提醒研究者，如何把对毒性的观测和健康联系起来，是最大的挑战。

“我们现在很多研究是通过流行病学的角度切入，判断这种新污染物要限制，有污染，有毒性。但是怎么把观察和研究与人体疾病挂钩起来，是非常难的一个问题。”江桂斌指出，开展这方面的研究仍然需要大量研究方法的突破，虽然目前人工智能能给予一定助力，但也需要大量一手的原始数据来作支撑，否则研究容易陷入误区。

五、新污染物治理是美丽中国建设深层次需求

新污染物的治理已上升为国家战略高度。2022年《新污染物治理行动方案》出台，相关治理连续进入政府工作报告。他强调其与美丽中国建设的深刻关联：“这是生态环境刚性需求、污染生态修复、生物多样性保护及公共健康保障的关键，更是落实2035年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目标的重要抓手，已纳入生态文明建设考核指标。”

面对治理中的科技难点，江桂斌系统剖析了十大挑战。首要问题是定义边界：“登记化学品每天增加10万多，每年增率20%，若不修订定义，不可能每个都治理。”他主张聚焦具有长距离迁移、高毒性及累积性特征的化学品。同时，“缺乏标准”是严峻瓶颈，他特别指出当前清单治理的困境：“多个省市（自治区）都制定了行动方案，但缺乏针对性。”

替代品研发是绿色转型的核心难点。“匆匆忙忙找的替代品功能差，毒性甚至更高。”他以全氟化合物治理为例说明技术创新方向：“我们思路是增加一个氧，增加活性点使其易分解，减少持久性。”但技术落地仍存鸿沟：“目前尚无任何技术能大规模治理低浓度PFAS（全氟化合物），有些化合物五十年不降解，尽管有7、8种降解技术，但如何放大应用到江河、饮用水是关键。”

“新污染物治理是美丽中国建设深层次的需求，”江桂斌最后强调，新污染物治理是填补污染治理盲区、实现环境深层提升的必然要求，“关乎碳中和，必须纳入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核心议程”。他呼吁从三方面着力：准确把握国家需求；树立长期治理理念，清醒认识“没有新污染物不可能，因生活和经济本身需要”；推动人工智能在清单治理与技术创新中发挥更大作用。

来源：仪器信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