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清华管理评论（ID:tbr2013），本文节选自《清华管理评论》2017年第一期增刊文章，原标题为《中国企业开放条件下的创新壁垒和破壁之路》，作者：吴贵生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改革开放后，外企进入中国，中国企业“与狼共舞”。外企利用其雄厚的实力，构筑起了一道道壁垒。中国企业的历史使命是要突破壁垒。因此，辨识壁垒和揭示突破壁垒的道路是破解中国企业在开放条件下创新成功追赶之谜的一把钥匙。中国企业创新突围的基本路径有四条：绕开壁垒、降低壁垒、化解壁垒和强攻壁垒。
一、在“与狼共舞”的竞争环境下，处于弱势地位的本土企业普遍实行“低端切入”的战略路线，用低端技术创新绕开技术壁垒，用“农村包围城市”绕开市场壁垒，以完成“进得去”的破壁。 以汽车业为例，吉利、奇瑞、比亚迪、华晨、五菱、哈飞、长安等在进入汽车产业时，都选择了单车价格10万甚至5万元以下的低端市场切入，并且广泛采用与国内外专业的设计公司合作的策略绕开了技术的壁垒。以通信业为例，华为、天宝、华科等在刚进入通信设备行业做交换机时，都从提供450-660元人民币/线的小容量程控交换机做起，从农村市场起步，而当时国际主流的大容量程控交换机的价格都在2000元人民币/线以上。 二、在产业价值链和技术链条上，我国企业创新的战略路线选择常表现为“逆向创新”，以在发展初期绕开壁垒。 技术链的基本特征是，关键和核心技术往往在技术链前端。在战略选择上，通常有两条路线，一条是“正向创新”，即从前端开始逐渐向后端推进；另一条是“逆向创新”，即从后端开始向前端爬升。我国企业通常采用的是“逆向创新”路线，这一路线在起步阶段有利于绕开壁垒，并且与企业能力阶段性升级相吻合。 以光缆光纤行业为例，“产业链”和“技术链”可以归结为：制棒拉丝成缆。中国该行业曾试图从前端制棒开始切入，结果失败了；随后企业探索出成缆拉丝制棒的逆向创新成长之路。 三、面对复杂技术产业（产品）时，企业采取“拆解－集成”创新策略，以降低壁垒。 通过对汽车、通信设备和机床等4个案例行业的观察发现，国内企业在刚进入某个产业时，尤其是进入复杂技术产业时，很难直接突破进入壁垒。但在全球化趋势下，产业体系分工日益深化，技术环节和产品生产环节的模块化、独立的技术供应商等新的专业化的技术组织形式的出现，使得后进入者可能通过对技术链的“拆解—集成”而形成新的发展模式，降低技术研发和生产过程壁垒。 例如，汽车产业本土企业在进行整车设计制造时，利用了产业模块化组织方式，将复杂技术拆解为单元技术，将复杂产品拆解为独立模块，然后加以集成。如华晨利用意大利Pininfarina公司设计外观、利用保时捷调校底盘；奇瑞利用福臻公司开发模具；吉利和韩国大宇、德国吕克进行联合设计，都是“拆解—集成”创新策略的例证。通信产业中巨龙、华为、中兴等企业都采用了自己设计交换机、核心芯片外购和电路板生产外包的方式来进入产业，也为“拆解—集成”创新策略提供了证据。 四、成本创新（降低成本的创新）是我国企业最普遍采用、也是最有效的创新选择，这是中国本土企业创新的最大优势，成本创新为绕开和降低壁垒提供了基础性支持。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的企业认为“优先考虑能将已有产品成本降低的创新，其次是发展差异化产品”符合企业的创新战略选择，说明了成本创新是企业创新战略的主要选择。从产业实践来看，汽车产业中按职能建厂的模式、用人工代替机器生产线，通信产业利用外部科技资源研发，彩电业通过国内采购和自建体系替代进口散件组装，都是成本创新的典型证据。通过成本创新，本土企业得以绕开和降低壁垒，实现低成本—低价格—低端市场占有的战略目标。 五、抓住和创造创新实践机会，在实践中学习，通过干中学成长创新能力，在竞争中不断提升能力。 技术学习是组织利用内部和外部有利条件获得技术的行为，是一种体现主体激励、能力和获得技术的集合行动。技术学习是研究发展中国家追赶问题的核心，知识转化和学习实践是创新的必由之路。因此企业只有获得、把握创新实践的机会，才能在实践中不断进行学习、获得和创造知识，实现企业知识存量的持续增加和企业能力的全面成长。这就意味着：第一，干中学首先必须获得干的机会然后才能学习；第二，企业的知识存量和能力必须随着学习实践的深入而不断提升。 六、以我为主，与掌握核心技术的国外企业合作，在合作中学习和掌握核心技术，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化解壁垒。 当本土企业还没掌握核心技术而市场需求又很迫切时，国内用户通常选择国外供应商满足需求，这在重大装备领域最为常见，这将受制于国外供应商对核心技术的控制。本土企业与国外供应商合作是打破这种局面的可行途径。 七、通过多种途径，勇敢地攻克核心技术，占领竞争高地。 这是企业创新的高级阶段，也是我国政府与企业所期望达到的境界，在这方面已出现可贵的苗头。从我国的实践看，以下几点值得关注。 第一，要有敢于碰硬、攻克竞争高地的勇气，这是一种战略，更是一种精神。这种精神或来自对领先技术的追求和自信，如北大王选选择当时最新技术——激光排版技术的追赶来源于自信；或来自对国家发展的使命感，如TD-SCDMA世界标准的创建；或来自对外商近乎霸道的一种不屈与反抗，如煤矿液压支架在外商封锁技术、产品涨价、维修不及时的情况下，国内煤矿开采企业、煤矿机械企业、原材料供应商协同努力成功实现自主创新和国产化。 第二，善于利用本土优势。例如，TD-SCDMA国际标准竞争的成功得益于利用中国市场的优势；汉字激光排版技术的原创性创新的成功得益于中国对汉字组字规律研究的积累。 第三，抓住技术轨道变动的机会。如我国企业在通信设备领域能在较短时间实现追赶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利用了如接入网、无线智能网等新出现的技术轨道。 第四，结成产业联盟。如TD-SCDMA复杂技术的开发和国产化结成了包括国外多家著名企业在内的联盟。 第五，引进领军人才，带领创新。如引进掌握核心技术的领军人才，为中国芯片自主创新取得了重要突破。 八、克服技术依赖，从引进向创新转型。 技术引进比自己研发更节省资金、节省时间，是技术进步的捷径，因而得到后发国家企业的普遍采用；但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如受制于人，能力难以成长。因此，完全依赖引进是不可取的，这已是产业和企业的共识。但是，从依靠引进转向自主创新却并非易事，长期引进产生的路径依赖会形成巨大阻力。所以，从技术引进转向自主创新必须克服路径依赖。 来源：清华管理评论（ID:tbr2013） 王青 英国华威大学营销与创新管理教授 本文节选自《清华管理评论》2017年第一期增刊，原标题为《转型期中国企业的创新契机和挑战》。 消灭无效市场，开发有效市场，是转型期赋予中国企业的机遇，同样也是挑战。挑战之一是如何从规模效益变为精准效益，挑战之二是如何从线下转到线上，即实现粉丝经济。 需求跃变，而供给端就像一头大象 中国现在正处于转型期,发生在需求端有三大变化：第一，中国中产阶级形成和迅速壮大，第二，中国的软实力对其在世界的影响力和领导力愈显重要。第三，贸易、信息传播和人员交流的国际化。 而供给端就像一头大象，这么多年建立起来的产能和生产线，想要一下子转型升级，就像让大象跳舞一样困难。而需求端的消费升级则很快，人们在满足了基本需求以后就会寻求更高层次的需求。这样就导致需求端和供给端的不和谐，形成产能过剩或者叫无效市场，也就是说，与原来的产能相匹配的市场已经不复存在。当一个企业产能过剩或者有产值无利润的时候，企业面对的实际上是无效市场。而创新不但可以满足现有的市场需求，还能发掘在顾客脑子里和心里的需求。对于转型期的企业来说，创新的价值在于帮助企业重新定位，开发和驱动有效市场的形成和成长。所以，消灭无效市场，开发有效市场，这是转型期赋予中国企业的机遇，同样也是挑战。 转型赋予企业的机遇和挑战之一就是如何从规模效益变为精准效益。挑战之二是从线下转到线上，即粉丝经济。如何利用互联网，很快地聚集起一个用户群，以了解用户需求，加速品牌的建立传播，这对许多传统企业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挑战。创新的价值在于它能够产生有效市场，或者说能够满足有效市场上的顾客需求。但仅仅依靠这些是不够的，还需要品牌来保护和承载。品牌对创新的价值在于，品牌是创新的载体。无论是实用性的、情感性的还是象征性的创新，都要借助品牌的传播，才能实现。 企业创新的挑战：品牌升级与路径依赖 中国企业面临的第一个挑战是国家品牌和原产地效应。 也就是说，新兴国家的企业要从低端的劳动密集型向中高端的创新型转变，首先遇到的挑战是要改变“中国制造”的负面形象。改革开放后这么多年，制造业的发展路径主要是来料加工，而不是研发或者自主品牌。原产地效应可以帮助企业的品牌提升从而有正面效应，但也可能会成为企业品牌提升的负担。比如对于高端制造产业而言，中国的原产地效应是负面的，这就要花更大的力气，让这个负面形象得以消除。中国原产地效应也有正面的，比如互联网产业、社交应用软件、通讯设备产业和基础设施等。一个企业如何能够尽快地转型升级，走出去实现国际化，有效地利用国家品牌的正面效应，克服负面效应是很关键的一步。另外还有一些产业，比如说精品奢侈品和文化创意产业，中国的品牌在国际上还处于空白，还没有占一席之地。但这两个产业对提升中国在国际上的软实力，意义非凡。 第二个挑战是，如何打破路径依赖，成为真正的创新型企业。 中国的国家级高新区诞生于一个重要的政策与制度创新——火炬计划，这个项目由中国政府自1988年起推行，项目推行至今，超过一百家的高科技园区如雨后春笋一般在全国范围内迅速生长。 位于北京的中关村科技园是第一个国家级高新区，在这里，方正、联想等一批高新技术公司，由校办企业逐步走向繁盛。来自深圳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则是另一个成功的例子。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成立以来，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已成为许多中国最成功的高科技公司的“故乡”，这些公司中包括了腾讯、中兴、普联技术（TP-Link）和华为。这些高科技园区已成为中国高新技术产业迅速发展的主要引擎；同时，它们也是成千上万家高科技中小型企业或跨国公司的安身之处，并且为其提供教育、培训与休闲服务，为中国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作出了重要贡献。 许多高科技园区已经成为一个城市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城市发展的引擎。成立于1992年7月的张江高科技园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该园区位于上海浦东新区，总面积25平方公里，由技术创新区、高科技产业区、科研教育区和生活区组成。 有的高科技园区还凭借自身的发展成为新的“城市”。举例来说，苏州高新区是中国高端电子信息制造业最重要的集群之一。为了应对城市发展需要,苏州高科技园区也被委托管理周边的村庄和城镇——覆盖面积高达223平方公里。此举是为了使城市与农村地区一体化程度加深，且为高科技公司提供基础设施和良好的文化与生态生活条件。 目前，中国的经济状况与近30年前建立第一个科技园时已不可同日而语。在经历数十年高达两位数的GDP增长后，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按国内生产总值计）。然而中国经济过去非凡的增长主要是依靠廉价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和受出口驱动的市场来实现。许多中国公司创新的能力落后于它们在西方国家的竞争对手。在世界《财富》五百强中仅有包括华为和联想在内的少数中国高科技企业。在高科技领域中还是一些西方国家的公司占据了主导地位，比如苹果、IBM、微软、亚马逊、谷歌和脸谱。 尽管近年来有一些崛起的新型中国电子商务与互联网公司（比如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但是这些公司在全球舞台上的影响力还有限。这是因为他们的国际市场发展程度不高，且缺乏能创造出满足未来顾客需求、真正新颖的产品与服务的创新能力。在全球舞台上的创新型公司应以市场为导向才能理解并影响顾客。中国的高科技园区是自上而下（top-down）政府激励政策的产物，因此，虽然人们经常把一些较为成功的高科技园区拿来与美国的硅谷做比较，但是，在孕育有着科技敏感和消费者洞察力的公司这一点上，并没有像自下而上（bottom-up）的美国硅谷那样成功。中国高科技园区里的企业倾向于满足当地与当下的顾客需求。地方政府是高科技园区重要的利益相关方，它们因此也在定位高科技园区吸引和支持怎样类型的公司与创新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创新契机，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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