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裕民（1889--1939）又名杨十三，著名化工专家、留美博士，曾任天津工业实验所化学工业科长、河北工学院教授，并首创“碱法亚硫酸盐苇浆造纸技术”。

七七事变爆发后，杨裕民毅然投笔从戎，和子女杨效昭、杨效棠一同踏上抗日战场，担任八路军冀东抗日联军第一路政治部主任。组织了震惊中外的冀东武装抗日大暴动，先后攻克丰润、玉田数座重镇，活捉日军顾问，经大小战斗50多次，名扬冀东。1939年，终因长期劳顿，重病缠身，在日寇围攻太行山作战转移时牺牲于担架上，享年50岁。

他的葬礼由朱德总司令主祭，彭德怀副总司令致悼词。毛主席亲书横额：“浩气长存”，并题写挽联：“国家在风雨飘摇之中，对我辈特增担荷；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于先生犹见典型”——这正是他抗日功勋的生动写照。

侯德榜(1890--1974)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化学博士，杰出的化工专家。世界制碱业权威，侯氏制碱法的创始人。我国近代化学工业的奠基人与开拓者。

1937年，日军铁蹄踏向江南。侯德榜位于南京的永利公司作为亚洲第一流的化工厂，早已令日寇垂涎三尺，他们企图派人收买侯德榜。侯德榜义正辞严地拒绝：”宁肯给工厂开追悼会，也决不与侵略者合作!” 同时还积极利用工厂设施，转产硝酸铵炸药等军需物资，支援抗日前线。日寇恼羞成怒，派飞机对碱厂进行狂轰滥炸。在战火逼近的情况下，侯德榜当机立断，将化工厂迁往四川。

由于当时内地盐价昂贵，用传统的索尔维法制碱成本太高，无法维持生产。为寻找适应内地条件的制碱工艺，永利公司准备向德国购买新的工艺——察安法的专利，但德国却与日本暗中勾结、故意刁难，提出不准在东三省出售“红三角”纯碱的辱国条件。这更激发了侯德榜的民族自尊心。他下决心打破敌人封锁，在抗战的艰苦环境中发愤图强、不懈努力，经过了500多次循环试验，分析了2000多个样品，终于研发出了举世瞩目的“侯氏制碱法”。极大地振兴了民族工业，鼓舞了民心士气。

曾昭抡（1899—1967）曾国藩侄曾孙，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化学博士，曾任中央大学化学系教授、化学工程系主任、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兼主任等职。是中国化学会的首任会长与创始人之一。

早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前，曾昭抡就未雨绸缪，冒着危险进行炸药制备实验，并将结果写成讲义，在中央大学、北京大学、北平大学讲授，向学生介绍国防化学。1936年11月，他又率北京大学师生劳军代表团赴绥远前线慰问傅作义部抗日将士，并考察了蒙伪军施用毒气残害我国军民状况。

抗战爆发后，曾昭抡不顾年长，率领学生徒步横跨湘黔滇三省，历时68天长达数千公里，前往云南参与建立西南联大，创造了世界教育史上一大壮举。

在西南联大的化学课上，曾昭抡特别注重将化学知识与抗战应用相结合，如教学生如何制作防毒面具，如何净化饮用水，并带领学生进行炸药和烟幕弹的实验研究。与此同时，他还特别关心时事，并独具慧眼。他所推断的诺曼底登陆的时间和实际仅相差48小时，而地点竟然完全一样。

魏岩寿（1900--1973）应用化学家、微生物学家，毕业于日本京都大学化学工程系。曾任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所长。同时也是中国首位在《Science》杂志上发表科学论文的微生物学家。

1935年，经民国实业部举荐，魏岩寿兼任设东亚最大酒精厂“中国酒精厂”总工程师。但此后不久，日军便大举入侵，工厂被迫内迁。1937年起，魏岩寿又承担起了国家资源委员会酒精工业总工程师的重任，开始在四川、云南等地创建酒精厂。

战时条件非常艰苦、原料筹备，但他却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根据四川盛产甘蔗的特点，用甘蔗榨汁后产生的副产品—糖蜜提取酒精代替汽油，成为中国以甘蔗制造酒精的第一人。后来多地按照他提出的生产工艺建立起酒精厂，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生产出了酒精，不仅解决了战时的燃料需求，还解决了战时疗伤和化学实验所需的酒精问题。对抗日战争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据史料记载，魏岩寿当年仅在四川内江建立的酒精厂，在1942年到1944年间所生产的酒精数量占整个资源委员会提供给抗战所需酒精的13.8%。

钱志道（1910—1989）中科院学部委员。陕甘宁边区基本化学工业和我国现代国防工业的开拓者之一，长期从事火炸药和弹药的研究。

30年代，钱志道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学系并留校任教。但面对日寇的横行，他再也无法置身于象牙塔中，于是先后应聘到南京兵工总署应用化学研究所和太原理化研究所，研究毒气和防毒面具，以抗击日军用化学毒剂惨无人道地屠杀中国同胞。

山西沦陷后，钱志道辗转来到延安参加革命。面对延安边区地瘠民贫、毫无工业基础的困境，他毅然放弃自己所专攻的理论化学，把所学的化学知识用到边区急待发展的基本化学工业上来：他主持设计和安装的硫酸（铅室法）、硝化甘油（硝化喷射分离器法）、硝化棉（汤姆逊法）等工艺装置达到了当时国内最先进的水平。在他的研究指导下，延安化学厂成功制出了氯酸钾，“不仅解决了军火上的大问题，同时使火柴制造也得到了重要原料。”《解放日报》以《模范工程师钱志道同志创立边区基本化学工业》为题，介绍了他的光辉事迹，称赞他是“理论与实际结合的模范，经过他的艰苦钻研与不懈努力，奠定了边区基本化学工业的基础。”1944年12月，在延安召开的边区群英大会上，他再度当选为特等劳动英雄，被誉为“模范工程师”。

邢其毅(1911--2002)著名有机化学家，教育家，北京大学化学院教授， 中科院院士，他所编写的《基础有机化学》一书，至今仍是化学专业的重要教材。

1936年，邢其毅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研究院获得博士学位后，又进入德国慕尼黑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就在这时，传来了日军侵略中华的消息，邢其毅断然做出决定，放弃眼前优越的研究工作条件立即回国，为挽救民族危亡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回国不久，中央研究院被迫南迁昆明。邢其毅负责转运书籍等贵重物品，他历尽艰辛，绕道香港、越南，历时半年之久，才将全部资料物品运抵昆明。在物资极度匮乏的条件下，为了支援抗战，寻找抗疟药物，邢其毅冒着日军炮火，跑到云南边境河口地区收集金鸡纳树皮，开展有效成分的分析研究工作。

1944年，得知新四军由于缺医少药，战士伤亡严重，他冒着生命危险，从大后方昆明长途辗转来到淮南抗日前线。被分配到华中军医大学，一面从事药物的研制和生产，为新四军的药物供给作出了重要贡献；一面担任化学系教授，培养出一大批急需的化学人才。在这期间，他还将夫人和孩子也一起接到新四军中做抗日救亡工作，为抗战事业毁家纾难，百折不挠。

汪德熙(1913--2006)麻省理工学院化工系博士毕业，著名高分子化学家、中科院院士、中国核化学化工事业主要奠基人之一。

1938年，著名物理学家叶企孙先生专程找到当时还是清华大学化学系研究生的汪德熙，动员他去冀中参加抗日工作。原来，冀中根据地的八路军得到一批氯酸钾炸药原料，但由于缺乏相关化学技术没有用武之地。得知此事，汪德熙义不容辞地答应下来。

在叶企孙另一位学生熊大缜的帮助下，汪德熙乔装成传教士通过敌人的盘查来到了冀中边区。在边区，他仅靠一本从北平带去的英文版《高级炸药学》研究了起来，很快就找到了制备安全稳定的氯酸钾混合炸药的方法，并研制出威力更加强大的电雷管控制起爆的地雷。

后来，汪德熙和熊大缜等人还巧妙地将日本人强迫中国百姓使用的“肥田粉”加以利用，从中提炼出硝酸钾，进而制成硝酸铵炸药，大大增强了八路军的战斗力。

不仅如此，汪德熙还亲赴战场，杀敌报国。1938年9月，他带领技术人员和工兵在敌军必经之路埋设下新研制的炸药，当敌人火车行至炸点时，他怀着满腔仇恨按下电键，将满载日寇和军用物资的火车引爆，亲手为死难同胞报了仇、雪了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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